2024年底，北方一家制药公司的办公室里，几位研发、采购人员围坐一圈，在稿纸上、白板上疾笔写下一串串数字。3分钱/片的阿司匹林肠溶片、0.22元/支的注射液，按照理论成本，无论换多少种计算方法，他们也算不出这个价格。此时，第十批集采的中标价刚刚出炉，整个医药圈都骚动起来。

“至少需要五六毛！”有人把笔一搁，最后一轮演算，成本价最多还是只能压到这里。研发主管郭青沉思片刻，试图给出合理解释：“估计是为了打出品牌”。马上有人附和：“如果企业技术很厉害，应该有更好的方式控制成本吧……”

郭青在仿制药研发领域摸爬滚打了七年，经手过50余个研发项目。他所在的公司曾参与集采竞标，有几款产品顺利中标。通常，他会遇到两三毛钱的压价，觉得这在预期范围之内，规模效应带来的持续订单和利润，与暂时的让价相比，总是更有诱惑力的。但第十批集采的激烈厮杀，他却前所未见。

而近期，就在第十批集采落地前夕，饱受争议的超低价中标药注射液忽然被曝出不符合要求，两家涉事药企遭同步重罚——委托方四川海梦智森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下称“海梦智森”）与受托方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下称“四川太极”）被列入违规名单，创下罕见的"连坐"处罚先例，此后被暂停18个月国家集采资格。

正在忙碌出差的郭青瞥了一眼消息，随即把手机放到一边。他并不感到十分震惊，这几年，随着B证药企在市面上爆发式增长，“立项+外包研发+委托生产”的低投入模式，在集采战场上大“卷”四方，他早已有所感知。他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那些押注集采暴富的玩家，让业内感到头疼不已。甚至有专门为集采成立的公司，在集采赌桌上“All in”一局，期待着押中就是一本万利。

一、四川太极非初犯，曾销售劣药被罚

下个月，第十批集采药就要正式落地了。这场“国采大考”本已尘埃落定，但就在药企磨刀霍霍之际，一纸公告将海梦智森与四川太极踢出局外——这对曾以“地板价”搅动市场的组合，终究被自己的铡刀斩落马下。

这场戏剧性转折的伏笔，早在去年12月底就已埋下。第十批集采各大药企激烈厮杀，仅注射液就有36家药企竞争。当时海梦智森以0.22元/支的“骨折价”中标，较最高有效申报价（2.8805元）暴降92.36%，价格仅为第二名报价的一半。

注射液是一种用于缓解平滑肌痉挛性疼痛的处方药，是目前临床上针对急性痉挛性疼痛的一线治疗药物。这与3分钱的阿斯匹林一样，一度引发人们对药效的担忧。

海梦智森是个成立5年的新兵，公司没有自己的生产车间，在2020年10月获得四川省首张《药品生产许可证》B证。所谓“B证药企”，简言之就是代工生产药品的委托方，它虽然没有生产能力，但是可以找代工厂，委托有“受托生产资质”的C证企业生产药品。不过，B证药企必须负责管理药品全生命周期。

而此次被踢出集采，正是因为海梦智森没有做好质量管理工作。根据四川省药监局发布的监督检查通告，这导致受托生产企业部分批次产品关键生产过程出现偏差，且未按规范要求开展偏差处理。因此，产品不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要求。

在药监部门的回应中，对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企业个别批次产品在生产过程个别设备自动记录出现异常，操作人员未按规范要求报告并处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目前仍待更为详细的调查结果。但凤凰网“风暴眼”发现，海梦智森多年来参保人数仅十余人，2022年突然骤增至255人，却又在一年后降到31人。员工数据坐过山车背后，海梦智森是否为了应对监管突击式扩编、或在集采筹备阶段组建临时团队？凤凰网“风暴眼”致电海梦智森，但截至发稿并未获得回应。不过，如今的处罚已让这家公司的药品生产管理能力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受托方四川太极还肩负着两款集采品种的生产任务：盐酸格拉司琼注射液、盐酸多巴酚丁胺注射液。目前，药监部门未发现这些集采药品生产存在违规行为。

四川太极虽是有着三十年历史的老牌药企，但凤凰网“风暴眼”发现，此次事件并非四川太极初犯，该公司曾在2018年10月，因生产并销售劣药“紫杉醇注射液”被罚款。当时，四川太极生产的3批次紫杉醇注射液中发现“可见异物”。

根据最终中选结果，海梦智森在五个地区首年约定采购量合计约为1541万支，约定采购金额约为339万元。如今采购大单化为泡影，海梦智森未予回应，凤凰网“风暴眼”致电四川太极及其母公司，均未接通电话。

二、B证企业围猎集采

郭青对市场上的B证药企感到很无奈，在他眼里，一些把研发、制药各环节外包的企业，就如同“皮包公司”一样，扰乱了市场的良性竞争。

近年来，政策开闸放水，B证药企数量增长态势惊人。从2021年1月的140家，到2022年底便激增至791家，增长率高达465%。截至2023年11月30日，全国B证企业数量达到1172家，相当于每天诞生1.3家。

将药品上市许可和生产许可“解绑”，本意是鼓励专业化分工，激发市场活力，同时通过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提升药品可及性，这有效压缩了传统药企的虚高价格。但一些激增的B证企业却把集采当成了赌桌，蜂拥而上，寻求利益最大化，在研发生产环节，当起了甩手掌柜，也是因此，2023年以来B证发放数量显著减少。

郭青告诉凤凰网“风暴眼”，部分B证企业自身投入极少，只负责签字走流程，对原材料来源及生产风险缺乏了解。即便是面对药监部门检查，也一问三不知，这种情况十分常见。

恰恰是这种低投入的企业，依靠低价策略，在集采中有强大的竞争力。加上第十批集采规则改变，取消了“50%降幅保底”，改为“1.8倍熔断和复活”机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为避免淘汰，B证药企纷纷大幅降价。

这也让B证企业在第十批集采中标率大增。凤凰网“风暴眼”通过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查询发现，在第九批集采中选药品目录的252个产品中，共有40个产品为受托生产，占比为15.9%。在第十批集采中选的384个产品中，涉及受托生产的产品数量已高达115个，占中选总数的接近30%，占比接近翻倍。

以注射液为例，在这款产品的9家中标企业中，有6家是B证企业，占比高达三分之二。像万邦德制药、湖南科伦等自行生产的A证药企均未中标。

据第一财经报道，集采现场，注射液有药企报价0.53元/支时，已经引起一片哗然，而海梦智森的0.22元/支直接击穿了底价。有落选药企直言，“我们报了8毛几的价格，已经是贴着成本价在报了。”

此外还有注射液，3家中标企业中2家为B证企业；氟尿嘧啶注射液，7家中标企业中5家为B证企业；普瑞巴林口服溶液，7家中标企业中4家为B证企业。

为了提高这场“”的率，此前甚至有企业通过多家子公司委托同一药厂生产同一品种，通过交叉控股、代工捆绑等方式操纵价格。第十批集采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特意对企业间关系进行了公示。

投机取巧的方式有很多。郭青告诉凤凰网“风暴眼”，“还有一类专为集采而生的公司，在集采前几年成立，瞄准某批集采进行成本核算，外包生产，以较低成本投入，期待在集采后的第二年就能回本，第三年便可盈利。”

过去几年，这种野蛮生长的生产模式，的确潜藏着不少隐患。北京、海南等地2023年对多家B证企业进行调研、检查，就发现了人员配备不足、培训不到位、对受托企业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虽然注射液作为第十批集采中标药品，还没有正式落地，但近期第九批集采中也有受托生产药品暴雷。就在去年11月29日，B证药企珠海和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威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生产）的吡拉西坦注射液因生产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被采取暂停生产、暂停销售的措施。

这款药主要适应症是急慢性脑血管疾病、脑外伤及后遗症等，刚上市就进入了集采，去年初落地，主要供应天津、湖北、湖南等地。

也是因为意识到这种风险，从2022年开始，药品监管部门一直在制度上打“补丁”，对B证企业的要求一步步上台阶。2022年征求意见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检查要点》，明确规定B证企业必须配备全职的质量、生产、药物警戒负责人，且每人最多2家企业。2023年10月下发的《国家药监局关于加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公告》，在B证门槛上制定了具体细则。

“随着监管趋严，很多B证公司从去年开始逐渐加强了人员配备，他们还是期望能继续发展的，只要企业积极配合监管，承担起相应责任，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B证公司生产的药物就会不合格。”郭青说。

三、紧抓窗口期疯狂卷速度

上千家B证企业光脚入局，也大大缩短了行业内仿制药的开发周期。这让郭青不能不感到焦虑。

他还记得，第十批集采名单官宣后，公司高层领导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周之内频繁开了几次会，每次都开到很晚。那几天，公司里常常寻不到领导们的身影。在这些会议上，领导们仔细研究集采药名单，商量着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需要拍板，哪些品种该立项，哪些品种得叫停。

因为在集采的“生死簿”上，一旦某款药品中标，就如同间接给其他公司在这款产品上的研发投入判了死刑。与集采药品的规模效应相对的，是其他药品市场空间的萎缩。此时，他参与的许多项目，正卡在某个技术难点上，或者马上就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此刻必须立刻叫停，及时止损。

也是因此，公司在立项阶段就要精准测算：产品研发成功后，能否赶上下一批集采。“如果已有六七家公司在同一产品赛道上角逐，自己的进度又赶不上今年的集采，那么即使研发顺利，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郭青说。

第十批集采刚一结束，郭青所在的公司赶在年前，就和一些合作单位终止了合作，涉及至少三四个品种的药品研发叫停。“这简直就是一场赛跑。”郭青说，“仿制药研发得到的技术优势，往往只有几个月甚至更短窗口期。因为各大药企制作仿制药时，获取的信息相差无几。要是不能抢占这个窗口期进入集采，等别人研发到位，就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要是被别人抢了先，有些项目可能就得终止，前期投入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资金，就这么打了水漂。”郭青无奈地说。

这完全成了一场，一些入局者也滋生出了一些赌徒心态。郭青深知，一些出问题的厂家，除了成本压力外，还有一种常见情况：前期根本没研究明白就急于申报了。

他在行业内了解到，有些药企研究的工艺或许并不成熟，在生产过程中，十批中可能会有一批出现个别偏离标准的情况。这就是无法稳定生产。但是厂家可以先申报，抽检之后，再进行相应改进。这种操作对人体未必有危害，质量方面可能勉强过关，但涉及合规方面的风险。

“这种做法大家都能理解，制药过程中研究时间有限，根本不可能研究得面面俱到。”郭青说。而当这些一开始没有研究透彻的产品，在商业化批量生产时，一些弊端就可能暴露出来。在连续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质量不稳定或者药效下降的情况。这种不符合要求的药品，流通到市场上，被抽检到，公司就会受到惩罚。

在一家外包CRO（合同研发组织）公司从事仿制药行业8年的研发人员小姚，也明显感觉到仿制药研发周期越来越短了。她2016年入行时，仿制药市场正是百花齐放的繁荣发展期。但是如今，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之间都在拼速度。以前行规要求18个月做完的项目，现在会缩减到12个月。而正常流程里，需要有半年时间观察药物的稳定性，为了留出这个时间，她负责的从立项到源头采购到研发的所有环节，都必须压缩在前6个月内完成。

郭青了解的情况比这更糟糕。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有些CRO公司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多套同款产品。比如两家公司前后脚都交了300万，要求代工研发同一款药。CRO公司可能在第一次做项目时，从头到尾研究得更透彻，资金也大多投入研发。但后一家公司的项目，只把很少的资金投入研发。而两家药品是不允许完全一样的，在前期处方筛选或者工艺研究方面，可能会适当改变。这些细微差别，都可能导致药品质量偏差。

为遏制这种情况导致的质量风险，2023年7月发布的《药品注册核查要点与判定原则》明确规定，同一CRO机构承接同品种项目时，需向省级药监部门提交研发差异性说明，并独立留存各委托项目的原始实验记录。

四、原料国产替代、出海，药企寻出路

行业竞争的加剧，让药企的成本管控越来越敏感。郭青过去一直专注于解构原研药的分子结构、摸索制剂工艺，直到担任了项目主管，他才发现，什么都要考虑“钱”。

郭青的公司以注射剂为主要产品。注射剂成本较高，在市场都在卷低价时，更难应对。特别是为了接下来的集采申报，从一开始，他们就要考虑降本，压缩成本成了时刻悬在他心里的一条线。

他在给项目批条时，眼睛总是特意瞟一眼药品名称后面附的原材料厂家，一看厂家名称是英文，他总会心头一紧，担心价格过高。在项目调度会上，他特意提问，进口原材料和辅料对这款药的工艺影响有多大？得到的反馈如果是影响不大，就立刻拍板“在可接受范围内，建议使用国产替代”。

用国产原材料替代进口原材料，是近一两年公司降低成本的主要途径。郭青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前几年国内做辅料的原料质量确实不如国外，但这几年情况有所好转。有些国产替代对药效确实有影响，有些确实影响不大。”

郭青也敏锐地察觉到，公司高层领导开会时，越来越少关注技术方面，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在合规的情况下盈利，有些领导也会考虑如何在人工方面降低成本。

他接触过几家公司，在管理会议上常常提起，无论是生产成本还是检验成本，人工投入都位于首位，这些公司更倾向于让一个人完成多人任务。

“我接触的几家CRO公司，目前都经历了裁员，它们遍布北上广、杭州等大城市。”郭青说到，这些公司让技术人员管理岗位，1天8个小时中，需要用两小时向领导和客户汇报成果。之前的项目管理部和运营部，逐渐被技术人员代替，而技术人员逐渐被能力更强的人员替代。

一般A证药企的研发经费和研发部门人员也大幅缩水。一家药企的工作人员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集采压价后，在集团公司的决策下，他所在的公司不再立项做仿制药研发了，把研发人员裁了30%。“目前我们公司1000人规模的企业，主要做外销，不在国内卷低价了。”他说。

最近，小姚对行业的发展感到不太乐观。行业内卷严重，公司利润缩减，领导开会时总是反复重申经营压力，强调“现在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她的薪资也跟着缩水了，开始要求15%纳入绩效，按比例扣工资。眼看着仿制药的市场越来越小，技术壁垒、研发难度都很高，而公司能提供的支持却越来越少。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如今，她正考虑转行，“中药或大健康领域，都比现在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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